【无关音乐】

　
　
　　二十年前，当我开始聆听民谣时，曾问过别人，也问过自己，民谣和乡村以及民谣摇滚，再加上后来所谓的城市民谣，到底有什么不同。
　
　　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了，或者说领悟到了一些道理，乡村和民谣源于一派，但犹如两根并行的铁轨，平行但永不相交。从听觉感受上来说，除了原声／电吉他外，乡村更多地使用小提琴、班卓琴这些，而民谣似乎更愿意采用口琴；但这只是感官上的初步印象，更大的，或者说本质的差别在与，二者所关注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民谣如果脱离了政治，也许在纯粹的音乐形式上还是民谣，但只是一张皮而已，失去了内在的魂，我觉得很难再把它列为真正的民谣。70年代后，真正的民谣已经烟消云散，留下更多的只是“原声”这一形式而已，而从“原声”衍伸出的音乐派别更是多到不可胜数。
　
　　由于中文翻译的关系，在国内，民谣、民歌、乡村、乡谣，再加上80年代初流传过来的“台湾校园歌曲”以及大陆后来原创的“校园民谣”，实在让人很难准确地辨别他们之间的异同，这么多外在形式，活脱脱要把每个人都变为音乐大师。
　
　　但不管怎样，你总要问问自己：我听的是歌还是内容？这似乎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但确实是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问题。音乐本身与内容的结合，是大部分人接受中文歌曲的原因所在；如果能把音乐和内容分离，那我觉得，仅就音乐而言，欧美的摇滚及流行歌曲绝对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问题是，大多数不太听欧美音乐的人，最强大的一个理由是：我不懂他／她在唱什么！第二个强大的理由或许是，欧美歌曲也许永远无法让你卡拉OK一把。但这个话题似乎不宜多谈，否则很容易引起争论。
　
　　但民谣确实是有政治性的。
　
　　十年前，单位的一个活动，要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合唱「明天会更好」，我当时很委婉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不是能换一首歌。我的一位同事——长年浸淫在中文歌曲研究中的资深人士——满不在乎地说道，管他呢，谁知道啊？我不由得暗暗发笑。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们这儿，无论是英文歌曲还是中文歌曲，其歌词实际上是没有人研究的，除了乐评人。而歌曲本身，旋律永远是第一，100年不变，歌词无所谓，西洋人最看重的节奏在我们这儿绝对属于从属地位。换句话说，最起码，就我观察到的现象来看，音乐和内容是可以分离的，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重要。
　
　　前两年风靡的“网络歌曲”，今天已经无影无踪，为什么？说白了，这种“歌曲”就是过去的打把势卖艺、狗皮膏药大力丸，初看新鲜，等最没文化的人也发觉这类“歌曲”无论在音乐和内容上都一无可取之处时，它必然退出这个本已萎缩不堪的市场。
　
　　艺术可以是低劣的，但决不能是伪艺术，更不能是被政治顺奸的马屁艺术！
　
　　台湾的民歌运动，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这类被我们称为“校园歌曲”的歌曲外，其实他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脉络，李双泽、胡德夫、杨文珺、侯德健等等，他们的音乐往往被称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启蒙。网络上、书籍里，这些人的名字频频出现，不知是为了回味那段激扬的岁月还是感叹时光飞逝，这些名字渐渐成为了某种神话般的传奇。
　
　　但这条线与我们熟知的“外婆的澎湖湾”显然不是一个路数，「美丽岛」或者「龙的传人」这些都是带有极强政治意味甚至是政治主张的歌曲，远非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表明了台湾人民心系大陆、怀念祖国、血浓于水的情感。如果缺乏对70年代末台湾政治风云动荡的了解，你很难把握住这些歌曲中流露出的那种无奈、沧桑、愤懑感，甚至还带有很强的狂想色彩。台湾出现并风靡这样的歌曲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例如国民党推广普通话，压制台语，例如美台断交，等等），这种因果关系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这儿，这些歌曲的风行则有些怪异，“旋律第一”这个宗旨最终导致了对这些歌曲的误读。
　
　　我不喜欢李双泽或杨祖珺。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像“美丽岛”这样的歌曲本身是无辜的，结果遭到了政治的打压，歌曲和创作人都成了牺牲品。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李双泽“唱自己的歌”，这里的“自己”指的是什么？仅仅是非英语的原创歌曲吗？还是台湾人自己的歌？我不认为这些歌手创作这些歌曲时仅仅是为了颂扬美丽的台湾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如果是，恐怕也仅仅局限于“台湾”和“台湾人”，而这一点，恰恰是某些人刻意要作出区分的。
　
　　写到这里，我自己觉得，我的这种个人看法大概很类似于国民党当时的观点吧，很有“扣帽子”之嫌。但杨祖珺后来的做法难道不是一个证明吗？“抗议歌手”与“有政治主张”的歌手是不一样的！台独，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但很难认同。
　
　　实际上，49年之后，台湾出现的文学及音乐，就如同当年的二二八事件一样，既是偶然，又有其必然性。大批大陆的文化因素被强行移植到这个弹丸之地后，在争夺受众群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冲突，最终导致政治的介入。之所以说它是必然，因为如果政治不介入，最终退出的将不仅仅是某种文化因素，而是相应的政治意识和势力。从这个角度着眼，音乐固然成了牺牲品，但很难说它就是无辜的。80年代后台湾的政治风云很明显体现出这一点，当政治放松后，当年慷慨激扬的音乐及文学却销声匿迹了，从民歌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流派逐渐延伸、演变，成为了我们后来趋之若鹜的台湾流行歌曲，例如张艾嘉、陈淑桦、齐豫等等。而不甘心如此蜕变的“抗议歌手”，转身成为了政客，用更加激进的方式——而不是音乐——来宣扬自己的主张，换句话说就是“赤膊上阵”。李双泽如果活着，他会走上哪条道路？这是个很有意思但却无解的问题。
　
　　这也是台湾当年的那些民歌运动发起人到今天大多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所在，他们并未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音乐，只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便很难在艺术这一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现象不仅在台湾，即便是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先例。值得庆幸的是，Bob Dylan不是，即便在民谣运动最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音乐是改变不了任何现实的。但他没有转为一名政客，毕竟，音乐不是他的踏脚石，不是可以拿来利用的一件物事。Dylan最终成为了大师，而更多的人则没有。
　
　　台湾政治对音乐的打压，在我看来似乎是很轻的，因为这些歌曲的存在可以证明，如果和大陆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我不认为这些民歌和歌手还能有任何生存空间。但音乐的政治性在我们这里从来都是存在的，这一点无须讳言。这二十年来，随着政治的松动，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歌曲逐渐淡出，但另一种马屁歌曲的出现及流传——例如「春天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我前面的论调，创作者和演唱者无疑是有着左或右的政治观点，听懂的便听，听不明白的也图个“旋律优美”“朗朗上口”。
　
　　任何艺术，一旦服务于政治——注意，这是顺奸，而不是被强奸——便成为了最丑恶的伪艺术，无论换上怎样的包装，即便拿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展示亦是如此。
　
　　按照「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说法，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有权采取自己的审美观，并应当获得他所要求的任何一级文化。这番话说的很对，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里一波次接着一波次的流行文化现象，遗憾的是，这些现象大多格调不高，例如小沈阳、例如网络歌曲、例如音乐评书、例如大花轿+老婆老婆我爱你……，这些绝对可以归类到“丑恶”中的所谓的“艺术”，与常说的丑态美学毫无关联，但令人惊恐的是——它们居然被大众化了！这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一种文化沙漠的可悲，就像我们常常被误导的那样，曾以为这个词专属于——香港。
　
　　本该在大陆流行起来的Dylan相反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得到了认同，并诞生了相应的“迪伦之子”，本该在大陆风起云涌的抗议民谣，反而成了“不知所云”的舶来品。受众群大睁着惘然无知的双眼，囫囵地接受着被灌输的这一切，全然不知音乐中还有另一个世界。
　
　　任何一种音乐／艺术的形式，都是可以被迅速接纳并效仿的，莫说简单的民谣，就连过去一直认为不适合中国人搞的RAP和HIP-HOP，还不是学得像模像样？尽管有点像快板书！但唯一不可复制的是艺术中的魂魄，这不是艺术家能否做到的问题，而是涉及了太多外在的因素。当我们在为诺贝尔、奥斯卡、格莱美的偏心而耿耿于怀时，全然忘却了缺乏灵魂的作品怎么能会有生命力这个问题。
　
　　“美丽岛”、“龙的传人”、“一块红布”、“犹如滚石”这样的歌曲当然是无法复制的，但也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换到今天，不会比“非诚勿扰”更加热门。音乐这种极其感性的东西，与它所属的环境和氛围有太多的关系。04年罗大佑的「美丽岛」出版，又怎么样呢，他的音乐水准严格地说，并没有下降，但又如何呢，当年意气风发，对社会的批判力到哪里去了？在这样一个缺乏激情的时代，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但我们的兴奋和激动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不是音乐的错！